病毒人人畏惧，疫情谁不厌恶，普天之下，哪个人愿意感染生病呢？

 

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以“北大屠夫”自称的陆步轩。

 

作为北大毕业高材生，操起剔骨尖刀卖猪肉，他曾令天下哗然，哪怕功成名就重回北大，拿出重金慷慨捐赠母校，陆步轩说的第一句话仍是“我给母校丢了脸、抹了黑，我是反面教材！”

11月25日，56岁的陆步轩终于为母亲争了一次光，他说：我自愿以身试毒检验新冠。
古有神农尝百草，今有屠夫试病毒，克服恐惧的办法或许只能是直面恐惧。

病毒到底有多恐惧，其实并不需要陆先生舍身赴义，现代医学的研究，外部世界的探索，足以提供出较为理性客观的答案。

现在社会对疫情的关注并不在病毒身上，而是聚焦于两件事情，一是核酸，二是封控。

不知何年何月何人，发明了常态化全员核酸检测，从此越检越多，核酸不止疫情不止，哪怕待在家里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，只要下楼做核酸便有阳的可能性，这让许多人产生怀疑，是不是核酸过程产生的感染？或是有其他猫腻？

再一个就是，无标准无期限无依据的随意封控，三天两天可以接受，时间长了真受不了，最长的封控纪录是三个多月100余天，这是最高忍耐极限，但是不能用极限无故考验整个社会。

任何一件事情，压抑到低点后总会反弹出力量和智慧。

这两天，不少地方小区群众发明了一种“维权式解封”方式，为科学理性防疫提供了可行方案。

对于没有疫情的低风险小区，如果有人穿着大白擅自贴封条、拉隔离带、修铁皮栅栏，居民们不吵不闹、不打不骂，先核实当事人身份，一般来说干这种事的都是物业或者志愿者，但这些人是没有权力限制别人自由的。

核实完身份后，再追问封控的依据在哪里，通常回答是上面让这么干的，或者说专家研判让这么干的，那么请问上面是谁、专家是谁，哪一层级、具体什么人通知的，有没有明确的文件，如果什么都说不清、拿不出来，下一步就是报警，在警察的注视下、保护下正常出入居住的小区。

因为，人民警察都是知法懂法的，没有充分法律依据谁也不能擅自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。

根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，有权决定采取封控措施的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，并且就算对高风险区实施封控，也只能以单元、楼栋为单位，绝对不允许擅自扩大范围，而高风险地区的认定权限在地市级疫情防控指挥部门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要封控一个单元或者楼栋，必须先经地市级疫情防控部门认定为高风险，然后再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封控。至于街道、社区、物业，他们拿不出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书就随意封控，就属于违法行为。

如果遇到违法封控问题，别着急拍视频发到网上求助，也别哭爹喊娘装可怜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，需要自己去报警、自己去争取权利，别人没有义务替你做这些事情。

很多事情看似无能为力，看似一团乱麻，其实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，你不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，那又能怪谁呢。

看到这些话，可能有人会觉得非常冷血，事实不就是如此吗？哪有从天而降的权利，哪有路见不平的侠士，自己都不对自己的权利作出主张，别人凭什么冒着风险为你驱使。

我一直呼吁，防疫胜利离开不三样东西，一是科学，二是法治，三是人性道德。

现在尤其稀缺的就是法治，从一开始有谁把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当回事了呢？

作家余华曾经说过：“总觉得忍一忍之后就会好起来，真笨，人家不就是觉得你会忍一忍，才这样对你吗？”

防疫工作需要避免争吵，需要减少次生灾害，需要促进和保护民生，需要建立起足够的信心，需要倚仗恒定可行的秩序，这一切的基础不就是法治么。

当陷于困境而不能自洽时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打开法律文本，逐章逐句地对照研究执行，

原来解决问题的方案早就设计好了，只是没有执行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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